近日，在北京地铁线上，通过租儿童的方式进行乞讨的新闻引起了公众广泛热议。据乞讨人员自己讲述，“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而租来的儿童，租金非常低廉，大把大把的钞票流入了幕后操纵者囊中。

    众所周知，谈及租童乞讨行为，我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道德层面，一方面谴责租童者的道德沦丧，另一方面对出租孩子父母的行为愤慨万千。其实，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诱因助长了租童乞讨邪恶之风的盛行，那就是抛开道德层面的讨论，所窥见的法律层面的缄默。

    单就北京来看，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规定，地铁内不得“反复纠缠、强行讨要以及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等影响乘车秩序的行为”。如发现此类行为，运营单位“应当及时予以劝阻；对于不听从劝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但是，从现实操作来看，该管理办法对于租童乞讨行为能否产生实效呢？一来，所谓的影响乘车秩序行为如何界定？具体衡量标准存在厘定层面上的困惑和模糊。二来，租童乞讨人员流动性大，并不拘泥或固定于某区域从事乞讨，依法处理打击难度极大。更甚，依法处置力度并不具有威慑力，能否起到阻击租童乞讨行为的作用，也确实值得商榷。

    而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其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可以说，这是目前我国法律中牵涉租童乞讨行为最严厉的惩罚规定，包含了限制人身自由和罚款两种处罚措施。但是，如何有效认定何为“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面临着证据认定环节中的窘境。而对于租童乞讨行为，除了上述尴尬之外，处罚法更是将目光聚焦于乞讨行为人，对出租儿童方的处罚方法则陷入了真空和死角。同时，租童乞讨行为还面临着刑罚空白的尴尬，既然不是通过盗窃、收买、拐卖儿童等行为再从事乞讨活动，刑罚就对租童乞讨行为鞭长莫及。

    所以，在面对法律缄默不语时，最为关键的还是打开法律的“话匣子”，让法律发出具有威慑力的声音。笔者认为，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进一步细化利用他人乞讨的类型，避免宽泛、模糊的松散型处罚。其次，在刑法中，关于租童乞讨行为并未有明确的规定。若租童乞讨达到较重、严重等情形时，完全可以用刑罚进行适当干预，从而对租童乞讨行为人及出租孩子的家长起到震慑作用，而且租童乞讨行为人和出租孩子的家长还理所应当地属于共犯。

    面对戕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径，除了道德层面的谴责，更需法律的鞭挞和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