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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纠纷中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之再辨析

——以海港区法院200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例为样本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适用

  发布时间:2020-07-01 16:55:45


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标的额明显增大,涉及百万以上数额的借贷逐渐增多,有的多达几千万。大额借贷也呈现出了集中化的现象,其主要集中在建筑房地产业、煤炭业以及部分个体工商业。从海港区法院 2013年至 2016年审结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统计情况看,案件标的额逐年上升,2015至2016年更是呈现出爆发趋势。2015 年海港区法院受理民事案件9603件,2016年受理民事案件12872件,同比上升134%,大部分案件都有不同比例的增加。其中,民间借贷案件从 2013 年的423件,增加到 2015 年的1422件,2016年更是多达1647件,增长速度最为迅猛。 

民间借贷纠纷大幅增加,逾期违约高发,风险不断增大。究其成因,有的人为了能快速致富,追逐高利,法律风险意识淡薄,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借款用途等方面不加考虑,最终导致本金都得不到偿还。有的碍于亲戚、朋友、熟人的面子,未能签署借条或借款合同,对方无法按期还款后拒不承认,纠纷就不可避免。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易发、常发,法院在处理各类民间借贷纠纷时面临诸多审判难题,其中借贷纠纷中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问题是民事审判中的难中之难,仅存在唯一证据的借贷纠纷案件大量存在,新型网络聊天记录作为新型证据的认定以及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成为法官审理民间借贷纠纷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发布、9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如一股甘泉,为法官找法提供了依据,本文将就当前民间借贷纠纷司法实践审理中的难点及热点结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深入展开分析,拟寻求司法审判最佳解决方案。 

一、“唯一证据”的认定 

民间借贷纠纷涉案证据较少,瑕疵借条大量存在,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民间借贷大量产生于亲朋好友之间,不少债权人碍于面子和人情,仅仅口头约定借款数额、还款日期,缺乏书面合同和借条。即使有借条,也往往过于简单,甚至有大量瑕疵借条存在,例如,借条约定不明、缺少日期、借款人签名错误甚至缺少借款人签名的现象常有发生。缺少借条等有效证据以及大量瑕疵借条的存在,是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时所面临的首要难题。标的额大且现金交付的案件更为法院查明客观事实带来较大困难。以海港区法院2016年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为例,大约有13%的案件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正式的借款合同,64%打的是欠条,11%是保证书或合伙协议等,还有12%没有书面证据。正是由于民间借贷基于地缘、血缘、业缘的关系发生,隐蔽性大、多为私下交易、随意性大的这些特点,往往“孤证”纠纷案件,即原告只根据借据而无交付凭证或只有交付凭证而无借据的情况下,主张借贷关系起诉被告,成为事实认定难题的“难中之难 ”。 

(一)只根据借据而无交付凭证的案件审理 

这类案件约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15%左右。案例:原告李某诉称,2012年至2014年间被告孙某因购房购车等原因多次向其借款,合计 560 万元,但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日期,现请求法院判决孙某一次性还清全部借款。孙某答辩称:2012年,其与李某处于恋爱关系已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由于李某是女性,为讨其欢心,其经常以出具欠条的形式化解双方矛盾,但未实际借款。本案中,孙某认可向李某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但否认李某实际向其支付了借款。孙某不能提出证据证实其与李某因有恋爱关系而出具欠条化解双方矛盾的辩解。承办法官鉴于该案标的额巨大,案件事实复杂,于是进一步询问了李某和孙某 2012-2014年前后的收入情况,通过询问查实李某和孙某及其双方父母均为普通工人,工资收入不高并且除工资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来源,李某没有这样大额款项的出借能力。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认为李某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实际交付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李某所持有的借条的形式虽然是真实的,但由于孙某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借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合同生效与否还需李某继续举证。 

对于只有借据而无实际交付的案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根据被告抗辩事由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若被告以已经偿还借款抗辩,则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种情况,被告若以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抗辩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这里对两种情况进行了区分,适用不同的审理思路。上述案件尽管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已经审结,但关于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的认定、裁判的思路和新规定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这给了我们处于司法一线的法官以很大的启迪: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答辩及举证、质证环节,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认定法律事实。但也要充分把握案件的客观事实,努力还原案件的真实状态,了解当事人在整个民间借贷过程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前民间借贷案件具有复杂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发现,没有一条明确的法律来适用整个案件;有时候法律可能是空缺的,这就要去法官要进行漏洞补充;有时候法条可能是模糊的,这就要求法官对法条进行解读;有时候法条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就要求法官来进行选择适用。法官必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现行立法不足以满足司法审判的前提下,采用各种法律方法认识和解读法律,并准确的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使法律充满人性化。民事审判的目的就是调整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及纠纷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法官处理每一起案件都会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利益;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综合把握案件的实质,结合各种因素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全面衡量,确保判决实现公平正义。 

 (二)只有交付凭证而无借据的案件的审理 

这类案件约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12%左右。案例:原告郭某诉称:原、被告系男女朋友关系,被告朱某因经营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累计40万元,有12张汇款凭证为证。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该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朱某辩称:其与原告系恋人关系,其从未向原告郭某出具过借条。原告仅凭汇款凭证来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能成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证据认定,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于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借款本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仅提供合计金额为40元的汇款凭证12张,在被告提供证据认为双方原系恋人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下,原告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行进一步举证,其举证不能,应承担本案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这种仅有交付凭证而无借据的案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即对仅有转账凭证之孤证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直接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主张后,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适用此条进行审判实践笔者认为不能仅凭法条表面意思,而要进行辩证的思考,笔者在下文举证责任分配中将进行详细分析。现就审判案例分析而言,笔者认为该条可以解读为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将先本证后反证的证明顺序调整为先反证后本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的举证义务和证明责任被免除。这是因为这类纠纷的事实认定难度极大,对原告而言,由于提交不出证明力较大的直接证据说服法官的过程十分艰难;对法官而言,单凭转账凭证很难形成初步的内心确认,因此不敢轻易做出裁判,要结合被告的主张和举证进行综合判断。鉴于借贷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有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共同构成,现由原告通过其他证据对借贷合意进行举证,若被告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要结合其他法律关系的特点和要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再由被告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举证。 

本案中,原告主张民间借贷的存在,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之法律后果。原告提供汇款凭证证明其曾经将钱款汇入被告账户,被告也予以认可,款项实际交付,即原告证明了民间借贷实质要件成立。但在形式要件是否成立上,原、被告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后,原告才将钱款交付,仅仅是口头陈述。而被告予以否认,辩称其从未有过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之所以原告会有汇款行为,是因为双方系以结婚为目的而进行交往的恋人关系,原告将钱款交付给被告是为以后双方共同生活做准备,也是认可被告未来妻子身份的表示。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应就双方曾有借贷合意的事实进行进一步举证,但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虽不能证明双方曾有借贷的合意,但能证明有交付款项事实的存在。被告对款项交付的事实也予以认可,同时认可原告交付的款项,一部分是生活花销,一部分是赠与,一部分是为以后共同生活做准备,让被告保存作为日后储蓄、购房基金等等,且原告所汇款项还有相当部分在被告账户上。如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法院可酌情判令被告返还部分。[【1】卢茜:《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须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江苏经济报,2017.1.11]【1】

 二、“新型证据”的认定 

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计算机终端设备的普及,QQ、微信都是当下盛行的聊天工具。显然,网络聊天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在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包括借贷在内的多种法律关系,都是在网络中建立起来的,以网络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包括但不限于民间借贷纠纷、离婚纠纷等。从证据分类上看,网络聊天记录可归类为电子证据,但是,这些网络聊天记录具有多样性、数据性、易破坏性、易复制性等特征,[【2】张占甫:《浅析网络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法制博览,2016.10(上),第160页]【2】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如何认定网络聊天证据的效力变得极为重要。那么,微信聊天记录这种新兴的形式,能否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就成为审理此类案件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 

此类案件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占比达到了5%左右。案例:原告胡某起诉要求被告刘某偿还借款28.5万元,与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不同的是,原告除向法庭提交银行转账汇款明细外,原告证明原、被告双方借贷事实的依据竟然是一份长达几百条的微信聊天记录,为此,原告除当庭提交手机外,还制作了几十张微信聊天截图。从聊天的内容来看,谈话的一方的确认可曾经借过28.5万元,其余内容均是原告称以自己的微信号向所谓被告的微信号多次催促还款的记录。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当庭予以否认,对于该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也称微信聊天中承认借款的一方微信号也并非被告张某所有。然而,在本案中认定被告向原告借款事实的关键就是该份微信聊天记录,该份记录能否作为认定借贷事实的有效证据,也就成了本案的难点。 

在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证据一般是对仅有交付凭证而无借据的“孤证案件”的有益补充。2015年2月4日《民事诉讼法解释》正式发布施行,该司法解释显示: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可以视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然而,我们在为该案似乎“有法可依”进行欢呼之时,仍应对该类微信聊天电子网络证据进行理性的分析。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网络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性及认证中存在诸多困难,在司法审判中的证据认定必须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网络聊天记录必须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证据的认定笔者认为认定聊天记录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自认的方式,即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为真实的聊天记录;二是经过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或者个人鉴定或者公证部门公证的网络聊天记录,可以作为民间借贷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三是适格的证人以作证或者有效证人证言方式证实是真实的网络聊天记录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举证责任人在将网络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时,必须完整地提交整个网络聊天记录,不能只提交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对自己不利的部分予以删减或者不提交。如果只是没有借条或者借款协议,而有银行转账凭证、手机银行转账记录、出借人催收借款的电话录音等证据资料予以佐证,那么网络聊天记录可以与这些证据一道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借贷事实的存在,网络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为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所以不能仅仅以一份网络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而应该要求举证责任主体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将网络聊天记录与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方可作为案件的有效证据。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民事诉讼是一种解决私权纠纷的程序,其核心在于举证。“谁主张、谁举证”是自古罗马法以来一直沿循至今的证明责任原则,而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并非机械地套用这一原则,需要根据审理的实际情况,不断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举证责任分配,对诉讼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一 )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举证证明责任是诉讼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学理上分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上的举证责任是指《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果上的举证责任是指第九十条第2款的规定:“在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的后果。”可见,举证责任是法律预先规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由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的制度。 

审判实践中举证责任分配具有法定性,即举证责任是由法律分配而不是由法官来分配。因此,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适用法律的过程,是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分析发现法律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过程,而非创造举证责任分配规则。[【3】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年版,第317 页]【3】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分配规则是根据“主张”的提出主体,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有举证的责任,被告对自己提出的抗辩主张也同样负有举证的责任。[【4】刘鹏举:《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交付的证据认定》,山东审判第32卷总第233期,第56-58页]【4】 

(二)举证责任分配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 

案例:2015年5月1日,被告张某向原告孙某借款1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约定 2015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2016年 1 月 20 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账上汇入10万元。2016 年 2月,原告持借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庭审中,被告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抗辩称债务已经还清,并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原告认可收到10万元,但称该款是被告偿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借款关系成立,但被告已通过银行转账还清了10万元借款,原告主张被告系偿还其他借款,无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抗辩已经还款的举证已完成,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而原告对此笔汇款系偿还双方其他债务这一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最终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案例中,原告提供借据证明双方合同的订立,而关于合同的生效,因自然人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应当以钱款交付为生效要件,故原告应就10万元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出借款项的来源、款项交付情况等事实进行举证。如果原告无法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本案仍得以继续审理,其原因在于被告对该借款事实的认可。被告在庭上承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辩称已偿还债务,也就是对收到原告借款的自认。按照《证据规定》第 8 条的规定,除涉及身份关系外的自认,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故原告无需再对借贷关系的生效举证。至此,原告主张借款未还的举证责任完成。而对此时被告应承担该笔款项已还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提交了10万元的转账凭证,被告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在原告尚未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的审理不能超出原告诉请所主张的范围。本案原告的主张仅针对10万元这一笔借款,则本案应将该笔借款视为双方间唯一债务审理。在被告提供付款凭证,且付款时间及金额与借款事实均无矛盾的情况下,推定该款即为偿还本案借款,被告无需再对所还款项即本案诉争10万元的事实进行举证。当然,客观上存在被告所还款项是偿还双方间其他债务的可能,但审查其他债务,相当于变更了审理范围,这就需要原告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务关系,仅当原告对此进行举证,且经法庭审查被告还款确实存在偿还其他借款的可能后,举证责任才会再次分配给被告。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理性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本案中,虽然被告还款确有可能不是偿还的诉争债务,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务,且被告汇款的日期、金额与借款事实相符。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被告还款即为偿还本案诉争债务的可能性更大,由此亦可推定被告已还款。即使认定本案事实真伪不明,即偿还诉争债务及偿还其他债务的可能程度相当,也应由原告承担结果责任。《证据规定》第 73 条第 2 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被告提供银行凭证,使得原告主张欠款未还的事实真伪不明。而原告作为诉讼程序的启动者,当其诉请依据的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应进行证据补充,如不能补充或者补充仍不能确认事实,由其承担事实难以认定的结果责任。[【5】江周渊:《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看举证责任分配》,法制与生活,2013年12月上,第113-114页]【5】 

(三)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举证责任的辩证理解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十七条为法官司法实践提供了详细的指引,对原被告举证责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两条举证规则试图统一各地法院在实践中的操作,但笔者认为实际上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值得用辩证思维去思考的。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认为原告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依据民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辩称双方是其他法律关系,其答辩已由单纯的否认转为事实主张,故被告就应当就其新的主张负证明责任。原告提交转账凭证,既是其履行提出证据的责任,又是其履行说服责任的体现。至于该转账凭证能否完成说服责任的任务,则属于证明标准的范畴。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是因双方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虽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是在被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几率非常高,即原告的举证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6】刘学在,李祖业:《论仅有转账凭证之借贷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烟台大学学报,2017年3 月,第40-41页]【6】 

可以肯定第十七条的出台,有利于统一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减少该类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再次强调“被告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不能仅仅一辩了之。如果被告提不出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则一般要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然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却与《民诉法解释》、《证据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相冲突,变相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责任。《民诉法解释》第91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民诉法解释》第91 条规定了“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民间借贷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因此出借人应当对借贷关系的成立及款项的交付两项法律事实负证明责任,但是如果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则会出现原告不需要对借贷法律关系进行举证,而将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的结果,从而违背《民诉法解释》证明责任之分配的一般规则和原理。按照《民诉法解释》第91 条和《证据规定》第5 条的规定的一般原理,当然应当由原告甲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并继续举证,而不是由乙对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进行举证,也不应当由乙承担本案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法律后果。然而,如果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处理,则在乙辩称该笔转账系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时,乙却需要对该其他事实负证明责任,这实际上等同于在甲未完成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的情况下,将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错误地转嫁给了乙,由其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即要求乙证明该笔转账系其他法律关系,而不是借贷。这样一来,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将由原、被告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地转化为其他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原本应当由原告就借贷关系的存在负证明责任之规则,错误地转化为由被告应当就其他法律关系的存在进行证明。由此可见,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 条之规定的结果,显然与《民诉法解释》第91 条和《证据规定》第5 条所确立的证明责任之分配的一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样处理的结果还会鼓励人们提起无理由的诉讼。而且《民诉法解释》第108 条第1 款明确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即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所称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应当使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盖然性如果并未达到这一证明标准,则该当事人并不能卸掉证明责任之负担,而仍需举证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就民间借贷案件而言,如果原告仅能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之证据,则在多数情况下,仅此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因为,当事人之间的转账行为,可以基于多种基础法律事实而引起,原告仅提供转账凭证之证据,而被告否认借贷事实时,该转账凭证往往无法使得法官对其所主张的借贷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无法达到《民诉法解释》第108 条所确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然而,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有转账凭证,而被告对借贷关系予以否认时,法院不是要求原告对借贷事实的存在继续举证,而是要求被告就其他否定借贷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这实际上意味着大大降低了原告对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即原告仅有转账凭证,而没有借贷合意的证据时,即内心确信借贷事实的存在。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实际上通过降低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的方式不合理地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责任。 

新颁布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效缓解了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无法可依和适用法律混乱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法官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要采取各种方式使矛盾降到最低并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笔者通过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以期达到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之目的。在法律可能是模糊的、空缺的、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法官必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现行立法不足以满足司法审判的前提下,采用各种法律方法,认识和解释法律,并准确的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使法律充满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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